赵树理在今天这样一个“后现代”、“后殖民”、“后新时期”的“后”时代，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存在，但透过尘世的浮嚣，赵树理的面容又总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亲切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说到四十年代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成功，很多人都将其归之于政治导向的作用；说到今天小说创作的滑坡，很多人又都将其归之于金钱的冲击；二者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失误，就是只在外部、表层找原因，只看现象，而未能从内部、深层、从本质上来作探讨。事实上，处在当时的政治变革的时代，广大农民对政治变革的精神、情感渴望，正好构成了对“政治上起作用”的赵树理小说的巨大需求市场，没有这一“看不见的手”的作用，再强大的政治导向也是无能为力的。在今天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崛起，建筑在千年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、重构被今天的每一个人所自觉不自觉地面临。“五四”的思想启蒙，是由知识界从西方汲取文化思想资源在文化思想层面上发动、展开的，但今日的价值重构，却是由于根本性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起的人生方式、生活形态、人际结构、思想观念、情感形式的变革在本土上为广大民众实际参与之后发生的，其广度、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价值失范，精神、情感失重给小说创作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市场，只是我们的小说家还不能如赵树理那样对这一市场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找到走向这一市场的合适方式。
赵树理面对政治变革形成的新的对文学的需求市场时，是积极地适应并引导这一市场的。他在1942年的晋冀鲁豫边区500人的文化座谈会上，不顾势单力薄，展示了许多被广大农民由于反复阅读而被翻烂了的《三侠五义》、《五女行唐》之类旧小说，指出文学市场还被这些旧文艺占据着，新文学还没有多少市场份额，从而提出要用新的文学形式去占领文学市场。他的小说，就是自己这一主张的自觉的、成功的实践。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，赵树理是汲取着“五四”的思想汁液，适应政治变革的需求，来提升、引导而不是迁就农民的精神、情感需求的。所以，他的小说中，有着许多转变中的“中间人物”。面对着赵树理的这一成功努力，今日的文学界应该感到汗颜。当经济变革形成新的对文学的需求市场时，文学界却在听凭大众用各种低劣的精神产品去充填自己的精神、情感空间。一说到走向市场，眼前出现的即是短暂的金钱效应；一说到走向大众，马上就将通俗与庸俗作最简单的混同，非但不能提升、引导读者、大众，非但不能如同赵树理那样用新的精神产品去战胜“三侠五义”、“五女行唐”之类，反而在进一步制造着“三侠五义”、“五女行唐”之类，或者则如当年某些进入根据地的十里洋场的作家那样，以高雅自居，不屑于与民众为伍。我有时十分感慨，赵树理在当时面对着“三侠五义”的旧文化与十里洋场上海而来的某些新文化的夹击，居然能够不为种种时尚所动，单枪匹马，独树一帜，终因满足、提升了大众的精神渴求而修成正果，而今天，我们只看到文学潮流自己一波又一波地汹涌而至，却难得看到有谁为了大众的文学渴求而登高一呼并运用于实践之中。
每当我打开电视机，频繁地选台，最终被那些电视节目的无聊、平乏、肤浅所苦时，我也不禁会想到赵树理。当年，赵树理因为戏曲、曲艺这两种艺术形式广为群众喜爱，不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成就所囿，不惜投入大量的精力于这两种艺术品种的创作之中。将田间的长篇白话新诗《赶车传》改编为长篇鼓词，则是他一生都为之感到得意的作品。至于其时文坛对曲艺这种形式艺术成就、水准高下的评价，则是为他所不多考虑的。大众，才是他心中的上帝。现在呢？我们是多么需要有一大批有创作经验的创作者，能够想大众所想，急大众所急，投入到类似影视这样的大众传媒的制作中呵。
大众与民间，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。小说，原本是一种民间话语形式，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，小说创作却被纳入到了既定的范畴与轨道，缩小了小说为大众、为民间立言的空间。赵树理的小说，曾将民间话语形式成功地进入到政治意识形态领域，并因之使自己的小说赢得了广阔的文学市场，虽然最终在二者的碰撞中造成了他最后创作的悲剧。在今天，能否使小说作为民间话语形式成功地进入经济市场，并因之有助于使小说获取广阔的文学市场且最后能免受金钱操纵、左右之苦，则是今天小说创作面临的新课题。在解答这一新课题时，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经验、教训也是不乏借鉴意义的吧。真正的艺术大师，总是能给我们以有益的昭示，关键是我们在他们面前不要闭上自己的眼睛，赵树理也正是这样。
